北京死亡一例是谁，北京死亡病例排名

一、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始人是谁

于洸

(北京大学)

2009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将迎来它的 100周年诞辰 ，在庆祝建系 100周年之际
，人们很自然地十分缅怀为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王烈教授。

王烈( 1887～1957)，字霖之 ，浙江萧山人
，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 。1909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创设地质学门 ，王烈是第一届学生
。1913年 2月毕业前不久
，王烈赴德国留学。1914年毕业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9年 8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此后 ，他从未离开过北大
，从未离开过地质教育岗位，从事地质教育 40多年 ，是在国内学习地质学并终身从事地质事业的第一人。1924～ 1927年及 1928～ 1931年，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 。1929～ 1933年间
，先后任北大学院第二院(理学院)代理主任
、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王烈先生毕生从事地质事业 ，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
，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为我国地质科学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王烈 ，字霖之
，1887年 11月 10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临浦镇 。10岁时到省城杭州读书，聪慧勤奋
。1906年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习 ，1909年夏毕业。1909年8月3日(清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
，学部奏请京师大学堂毕业生给奖折，其中 ，预备科 80分以上为最优等
，共 8人，王烈名列第三 ，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八分三厘四毫 。京师大学堂于 1909年开办分科大学，格致科大学首批设立的有地质学门。它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的第一个地质学系
，是我国高等学校中培养地质人才的肇始
。当时规定，格致科大学以预备科德文班学生升入 ，当年入地质学门的有王烈等 5人
，他们是地质学门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我国大学中学习地质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在地质学门任教的主要是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博士( Dr. F. Solgar) 。1912年 5月 3日 ，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
，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
。该班学生于 1913年 5月毕业。毕业前不久，王烈考取公费留学 ，1913年 2月
，王烈赴德国勿兰堡大学继续攻读地质学 。当时，德国正忙于准备与英、法 、俄“协约国
”的战争 ，国内形势紧张混乱
，1914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王烈于毕业后就匆匆回国了。

回国后，王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博物部任教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于 1913年 6月成立
，前两年附设于北京大学，是我国自办的一所三年制地质专科学校
。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第一届学生
、留学德国的王烈也在地质研究所讲授构造地质学和德语 ，并兼任地质调查所工作。1916年 7月
，地质研究所 22人结业，其中获毕业文凭的18人 ，13人入地质调查所工作 。自此
，我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才真正开始起步，并为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烈为这批地质人才的培养也作出了贡献。

二

地质研究所结束后 ，1917年秋季
，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恢复招生，1919年秋改称地质学系 。1919年 8月 ，王烈受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直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在北大任教 ，先后担任矿物学、矿物学实习 、高等矿物实验
、地质学、岩石学及实习 、高等岩石学及实习
、地形测量及实习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往往同时上三四门课
，每周多达15学时以上，并专门安排出时间给学生答疑 ，还要指导学生野外实习。王烈所授的课程涉及许多不同学科
，知识面广，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
。1928年还兼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原北洋大学)采矿冶金门地质学教授。

20世纪 20年代初期 ，我国中文地质文献很少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著的几大部《中国》( Das China)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但当时能阅读德文的人很少，王烈不辞辛苦 ，用笔译或口译向学生传授
。1920年 10月
，美籍德裔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讲授古生物学 、地史学等课程 ，他用英语和德语讲课
，初期由王烈口译。葛利普教授为我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地质、古生物学家，人们都认为 ，王烈曾起过不少的协助作用 。

1924年 10月至 1927年 4月及 1928年 9月至 1931年 9月，王烈两度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系主任
。在这段时间里
，地质学系的师资队伍有很大加强，何杰
、温宗禹、孙瑞林 、王绍瀛
、葛利普、李四光 、朱家骅
、孙云铸等教授都先后在系里任教 ，特别是葛利普、李四光两位教授 1920年到系任教
，对教学工作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课程设置不断改进，课程分必修科目与选修科目 ，普通科目与高等科目 。从 1923年秋季学期开始
，三、四年级分矿物岩石学门 、经济地质学门
、古生物学门三个学门，供学生选习
。教师们倾心教学;教学内容丰富 ，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青年既严格要求
，又热情关心。重视野外实习 。科学研究工作有很大进展
。王烈对此作出重要贡献。

王烈对青年人的成长是很关心的 。1920年 9月，地质学系二年级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地质研究会 ，其宗旨是“本共同研究的精神
，增进求真理的兴趣，而从事于研究地质学”。10月 10日举行成立大会时 ，王烈因事未能参加
。但他与其他教授都积极支持该会的活动。1920年 11月 28日，研究会举行讲演会
，王烈发表了“中国之支那海侵时代及昆仑海侵时代 ”的讲演，他从地质历史、海陆变迁讲起 ，并运用图 、表
，着重介绍了中国地区寒武纪、奥陶纪的“支那海侵
”和志留纪
、泥盆纪的“昆仑海侵”的分布特征，并讲述了古地理、海陆变迁的研究方法 ，对学生很有启发 。这次讲演的记录稿刊登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第一期( 1921年 10月 10日出版)上
。地质研究会《简章》规定会务有四项
，即:敦请学者讲演，实地调查 ，发刊杂志
，编译图书。1920年12月 12日，研究会召开茶话会 ，敦请老师参加
，征求学会如何开展活动的意见 。翁文灏 、葛利普
、何杰、王烈等教授与会，并发表了意见
。王烈对研究的方针提出建议 ，他说:“(一)注意理论，不急于速求应用;(二)科学上新说可以把旧说代替
，故不必存绝对的观念;(三)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把当时尚凌乱的中国地质调查报告加以整理 ”，“至于实地调查 ，可利用暑期假回家时去做。现在就能办到的先办 。
”地质研究会要按上述四项内容开展活动是有不少困难的
，其中之一就是经费
。王烈在茶话会上说:“可以先向地质系的教员呈请捐助，也可以像葛利普教授所说的那样 ，向国外人募集。”会后
，系主任何杰教授发起地质学系教员捐助，至 1921年初即募得 125元 ，支援了研究会的活动 。

王烈从多方面支持地质研究会的活动
，并对他们做出的成绩加以鼓励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第三期 1928年 7月出版，王烈写了“卷头语 ” ，从矿业 、工业
、农业、水利 、灾害
、商业、军事等方面论述了“近代地质学之关于近代文明者至深且巨
”
，但“吾国人每以此为理论科学而漠然视之”，“吾校地质系同人组织之地质研究会 ，历有年所，年出会刊
，将平日调查研究之所得贡献于世，借以唤起国人之注意 ，本届循往例而刊行
，其意仍犹是也。 ”1929年 11月 26日，地质研究会全体会员大会议决改名为“北京大学地质学会
”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第五期于 1931年 4月出版 ，王烈又写了“卷头语”
，指出“比年以来，吾国人士常自憾出版品的寥落 ，而尤疚心于科学论著之罕觏。今吾校地质学会会刊又将付梓矣
，斯刊梓行后，其贡献于学术界者或至微渺 ，而足供今中国人及肄习斯学者观摩之资
，则彰彰明甚
。循是焉，而益求深诣 ，其前程固未可量也。 ”

三

王烈在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，还从事地质调查和科研工作 。王烈回国时
，我国地质工作还处于筹备草创时期，他所著《河北省怀来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 ，是我国早期的地质报告之一
。1920年 10月 16日晚
，甘肃东部海原 、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带发生里氏 8. 5级大地震，灾害严重 ，死亡 20多万人
，房屋
、牲畜、农田等损失不计其数。1921年 2月 15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教授王烈 、测量助教杨铎会同内务、农商两部派员 ，前往陕甘地震灾区调查 。这是民国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地震调查
。王烈与翁文灏
、谢家荣等 6人于 1921年 4月 15日出发
，乘京绥车至绥远，由绥远取道宁夏至皋兰 ，继经固原、平凉 、天水至兰州
，震灾之重要地点都进行了调查。此行目的，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 ，除调查震灾状况，勘察山崩
、地裂等现象外
，更注意地质之考察，以便了解此次震波之起源及与地壳之关系 。此次地震甘肃海原、固原等地灾情最为严重 ，其次为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处
，此外，山西 、河南
、直隶(今河北)、山东 、湖北
、安徽等省皆觉有震 ，但未成灾
。这次调查历时近 4个月
，嗣后，谢家荣留该地继续调查。这次调查后 ，翁文灏、谢家荣均发表了有关论文
，谢先生在文中还写道“余师翁咏霓(翁文灏) 、王君霖之(王烈)皆为赴甘之委员，同行时 ，对于调查材料
，互相讨论，获教之处甚多 。”此次调查后 ，王烈又向南至甘肃省南部之武都
、陕西省南部之汉中等地调查
。他在汉中的药铺中购得石燕贝化石，回京后请葛利普教授研究
，经追索查明，该化石原产于广西(在湖南也有很多同类者)。后来葛利普发表了《中国古生物志》专著之一《中国泥盆纪腕足类化石》 ，其中定了一个新种
，命名为“王烈石燕
”，以示对王烈的敬仰 。

四

王烈积极参加地质科学的学术交流活动。王烈是中国地质学会 26名创立会员之一
。1922年 1月 27日 ，26位地质学界人士应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图书馆的会议室开会
，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草案。会议主席丁文江提议由 5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 ，章鸿钊任主席
，王烈是筹委会委员之一(另三人是翁文灏、李四光 、葛利普) 。2月 3日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章程 ，选举了职员
，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
。王烈当选为首届评议员(相当于以后的理事会理事)。

1922～ 1924年，王烈连任了三届评论员 。1925年 1月 3～ 5日 ，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，1月 4日在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举行大会
，大会由王烈主持，会长翁文灏发表演说 ，题为“理论的地质学与实用的地质学”
。葛利普作学术报告
，题为“Misun-derstood Factors of Organic Evolution ”。以后，王烈又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 1926～1927年度)和第七届( 1929年度)评议会副会长 。

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王烈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些管理工作
。1924年即担任学校庶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 9月 21日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北平大学区，将北京大学等北平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及天津、河北的国立高等学校合组为北平大学 。这一决定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 ，要求恢复北京大学
。1929年 1月
，南京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确定学校名称为北平大学北大学院 ，包括第一院(文学院)
、第二院(理学院)、第三院(社会科学院)。对外仍译用国立北京大学(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北大被迫停课九个多月之后
，于 1929年 3月 11日重新开学。1929年 1月 22日，王烈任北大学院第二院代理主任
。3月 11日 ，王烈任北大学院总务长兼第二院主任。3月 17日北大学院举行评议会评议员选举，王烈等 7人当选为评议员 。4月 13日还被聘任为财务委员会委员长
，聘任校舍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研究所自然科学门委员
。8月 3日 ，王烈致函北大学院陈大齐院长
，请辞总务长及二院主任，陈院长请王烈打消辞意 ，职务照旧担任至北大学院结束。8月 8日
，王烈致函陈院长，表示暂不辞职 ，共任时限 。

1929年 7月 1日
，北平大学区停止试行
。8月 6日，国民政府决定 ，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脱离北平大学
，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名称。8月 8日，北大学生会致电教育部 ，请颁令任蔡元培校长，并函陈大齐暂行继续维持校务 。8月 23日
，北大全体教职员工致电蔡元培先生:北大幸得恢复，校长一席非先生莫属 ，务乞北返主持
，以慰众望
。并推举王烈 、刘复两位先生赴沪敦请。王烈
、刘复及学生会代表随即赴沪敬劝蔡元培先生返校 。蔡先生表示:“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
。
”9月 16日 ，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在蔡未到任以前
，以陈大齐代理 。

1929年 10月，王烈任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共 13人) ，校舍委员会委员长
，财务、聘任 、庶务
、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。1930年 9月，北京大学取消原来的评议会 ，改设校务会议
，决定学校的方针大政
。1931年9月至1937年9月，王烈都是校务会议会员。1931年 7月至 1933年 12月 ，王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 。此外，1931～ 1937年还任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
，1931～1933年任财务委员会委员，1932～1933年任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
。王烈在上述职务岗位上 ，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国立北京大学同学录》( 1930)中
，王烈书写了前言，对同学们提出希望 。他写道:“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 ，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
，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回忆这六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 ，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 。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
，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 ，在服务上
，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 ，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，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
。诸君前途无量
，愿各好自为之。”

王烈曾几次请辞秘书长职务 。1931年 12月 18日，王烈致函蒋梦麟校长 ，写道:“烈素耽教学
，不习庶事，前承畀以秘书长重任 ，屡次请辞
，迄未获许，荏苒数月 ，贻误实多
。近以同学赴京示威
，承校务会议推举，南下照料 ，舟车劳顿
，旧症复发，实难再膺繁剧 ，务恳辞去秘书长职务，俾资休养
，无任感荷。 ”12月 24日，校务会议议决:在蒋校长未回校以前 ，仍请王秘书长照常继续职务 。王烈顾全大局
，继续履行职务，直至 1933年 12月 6日新任秘书长到任。

六

1937年 7月 7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
。7月 29日北平失守 ，7月 30日日军占领天津。北平 、天津沦陷后
，国民政府命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年初又迁往云南昆明 ，4月
，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

王烈一生热心教育工作，无论在军阀混战时期 ，或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都坚持教育岗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后
，年逾半百的王烈，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 ，不顾体衰
，离别家庭，长途跋涉 ，颠沛流离
，先至长沙，后到昆明 ，继续为培养地质青年而努力 。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
，感动了不少滞留在沦陷区的教育界知识分子，他们以王烈等人的爱国情怀为榜样 ，相继走向大后方
。

王烈任长沙临时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
，一直讲授矿物学
、光性矿物学，也教过岩石学和测量学。他是我国最老一辈的矿物、地质学家之一 ，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中也是年纪最长的一位 。学生们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教学经验丰富，讲课时不看讲稿
，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作风严谨 ，往往讲完一个段落
，就摸出怀表来看看，下课铃声响起 ，他的讲课也就告一段落了 。当学生们拿着矿物 、岩石标本问他时
，他便拿起放大镜，或用简单的测试方法测试标本 ，很快就解答清楚了学生的问题
。他指导学生鉴定岩石薄片时
，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能准确定出矿物名称。大家公认他是矿物学、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相当丰富的老权威 。在西南联大期间 ，他还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
，他曾应邀为全系师生作“中国地质教育史
”的报告。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夏 ，北京大学复员北平。王烈不辞远途劳累，首先由昆明回到北平
，筹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复员工作，他虽年近花甲 ，但仍精神饱满地为复员工作的大小事务操劳 。1946年 10月开学后
，他仍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普通矿物学的教学工作
。1948年秋，国民政府实行所谓“币制改革” ，王烈因此精神受到强烈刺激
，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1950年以后，先生年老多病 ，不堪教书之劳
，退休在家，但仍然关心教育工作 。先生平时忙于教学和行政工作 ，著述不多
，退休后体病力衰，但病情稍愈
、精神好转时 ，即潜心从事矿物学、岩石学书籍的译著工作，为地质科学事业发挥余热
，几年中完成数卷
。惜这是病中所作，精神不够贯注 ，出版问世尚需加工
，但书未完成，先生即仙逝了。

王烈晚年所患疾病主要在神经系统方面 ，时轻时重 。1956年底病情转剧
，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于 1957年 2月 2日与世长辞 ，终年 70岁
。

先生故后
，移灵于东城贤良寺。1957年 2月 10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教授 、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何杰教授(王烈的老友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第一任系主任)主持了王烈的公祭大会
，王烈的同事
、学生和亲友参加了公祭大会，正在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学会理事和会员也参加了公祭大会 。王烈先生的遗体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

王烈教授在地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 40几个春秋 ，在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工作了 30多年，为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地质科学人才。他为我国地质事业，特别是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 ，功不可没
，他执著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北大和地质学界的晚辈们学习和弘扬 。

参考文献

［1］高振西.王烈(霖之)先生小传.地质论评 ，1957
，17( 2): 204～206

［2］潘云唐.载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王烈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 2.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1～ 5

［3］于洸 ，王烈.中国地质 1992( 7)“地学人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主办.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 ，33

［4］王学珍等.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 1912～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第二版

二、历史上第一个太监是谁

古代的性压迫和性剥削不仅是对女子 ，也有对男子的
，太监制度就是一个主要表现。太监又叫宦官 、宦者
、阉人，就是生殖器被破坏、失去了性交能力和生殖能力后留在宫中服役的男子
。古人把生殖器官看得很重 ，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挖掘中发现
，古人在人葬时，往往头上戴了面具 ，阴部则有护阴盖片
，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头和生殖器是人体的两个最重要的部位，死后还要加以保护。在古代 ，杀头是最重的刑罚
，宫刑（割去生殖器）则是次重的刑罚 。太监们被迫（由于贫困或被俘等原因）割去生殖器而在宫中服役，这当然是一种性压迫
。绝大部分太监都很可怜 ，生理残缺，做牛做马；但也有少数太监进入了统治阶层
，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而且因为他们的生理畸形影响到心理畸形
，所以更为阴险可怕。为什么要把男子阉割后送进宫去服役，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后宫女子成千上万 ，而男子只有帝王及其子孙
，绝大部分妃嫔和宫女没有或很少有和男子接触的机会，从而处于性苦闷和性饥渴之中 ，后宫如果有其他男子
，无疑地会有极大的危险；可是，后宫中又有不少差使又非宫女所能胜任 ，所以
，让被阉割的男子进后宫服刑，这似乎就“保险
”了 。二是有些帝王认为宦官比较忠诚
。早在公元前6世纪 ，塞鲁士大帝就认为，阉奴和他的家庭脱离了关系
，自己又不能结婚生育，没有亲情瓜葛 ，这种人最能效忠于他的主人
，是最忠的仆人。他说：“在主人遭遇不幸时，没有谁比阉奴表现出更大的忠诚来 。”中国古代皇帝也有这样的话：“中人（指太监）无外党 ，专精可信任 ”据20世纪对甲骨文的研究
，中国的太监从殷代就有了
。甲骨文上有“
”的字样，是阴茎 ，则表示切断
，“羌”则是殷朝西方的少数民族。这片甲骨文是叙述殷代的武丁王将抓来的羌人阉割后成为宦者以祭神 。这片甲骨文可能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宦官记录
。在古代中国，阉割和宫刑有很大关系。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 ，其最初的作用是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
，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 ，割其势也 。 ”①《伏生书》云：“男女不以义交者，其刑官。”由此可以推见
，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的事，否则 ，就不存在什么对男女不正当的性交关系的惩罚了
。但是
，以后在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迫害下，宫刑的范围扩大了 ，成为滥施惩罚 、压迫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了。这种扩大始于何时
，目前已很难查考，但至迟到周穆王时 ，已规定“宫罪五百
”② 。在《周礼》中
，宦官被称为阉
、寺、竖
。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 ”是“士
” 、“寸”二字构成的，“土 ”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 ，史书所称“士人
”即男人；而“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 。“士 ”和“寸
”合连一起就是用刀割去阴茎
。

宫刑使用的范围越到后世越扩大。例如到了战国时期
，《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①班固：《白虎通》国 ，秦王说，“若用仁义治吾国
，是灭亡之道 。”以后，竟将这些进言者处以宫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七十多万人服劳役
，这里的“隐宫 ”是指宫刑，可见受宫刑的人有多少！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通。汉武帝时就规定了某些死刑可由宫刑来代 。汉武帝生性残酷 ，他在位时
，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、张贺
、李延年等人
。司马迁只因汉武帝在询问看法时说了老实话，为当时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 ，“上以迁为诬罔
，欲诅贰帅，为陵游说 ，下迁腐刑
”。即处司马迁以宫刑 。张贺因幸于卫太子
，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。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 ，一切募下蚕室”
。“蚕室 ”就是实施宫刑的地方，这又从法令上扩大了宫刑的范围。宫刑虽然演变成一种政治迫害手段
，但仍和性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 ，从而断子绝孙
，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是十分严酷的惩罚 。在西周时曾规定了宫刑只适用于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不适用于奴隶主贵族 ，即所谓“公族无宫刑
，不剪其类②《周礼》秋官司刑
。也”。“不剪其类
”就是不断他们的后代，这说明了断其后代是施加宫刑最重要的目的 ，也说明了统治集团多么维护它自身的利益 。此外
，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和精神的目的，使受刑者终生受辱 ，生不如死
。例如
，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每当他想起自己受宫刑的这一耻辱 ，都仍会发汗沾背，想“引决自裁”
，不想再活了。宫刑如此残酷，当然会引起许多进步人士的反对 。到了隋朝开国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 ，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
，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至明 、清
。例如 ，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
，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 ，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奏为上等工匠
，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两千多名工匠全部阉割 ，幸亏有人竭力谏止
，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 。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
。在明朝 ，不仅朝廷用宫刑，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编》记载
，明英宗时，靖远伯王骥在征战中 ，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
，明英宋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 。以上的被阉割都是受暴力所迫。

但是到了明
、清两代 ，有一些人却自愿“净身 ”
，即自愿被阉割当太监，这主要是由于贫困所迫
。例如 ，一直活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是这样。他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十一月三十日
，是河北省静海县人，家中十分贫困 ，又因土豪恶霸诬陷、冤枉
，父亲和大哥被捕入狱，全家被迫流落他乡 ，实在活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孙耀庭自愿“净身
”入宫
，认为这样才有报仇的希望，小小年纪的他面对家庭的反对竟说如果不许他这么做 ，他就不活了
。20世纪60年代
，北京有些文史专家召集了15位老太监座谈，他们谈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任福田说：“那年头 ，河北省的青县 、静海
、沧州、任丘 、河间
、南皮、涿县 、枣强
、交河、大城 、霸县、文安
、庆云、东光
，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 、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 ，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
，为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内 ，有条活路
，将来也得些好处 。马德清说：“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
。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 ，拿‘房无一间，地无一垄
，吃上顿无下顿’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 ，一千个里难挑一个
，可人总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 ，李玉廷的父亲也是穷人
，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了太监，十几年以后 ，这一家就发了
，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骡子 。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 ，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廷那条路
。池焕卿说：“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
，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外，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 ，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，诱骗苦寒人
，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大花乱坠，怂恿他们把孩子送进宫去 ，这是第二条；有的人犯了重罪
，用‘净身’来逃避刑罚，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 ，被送上断子绝孙这条绝路的
，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 。 ”阉割的摧残是十分残酷的
。对强迫阉割的（如俘虏）做法十分简单
、野蛮，当然死亡率很高。对自愿“净身
”做太监的 ，据《宸垣杂识》记载
，必须由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在证人面前立下“自愿阉割书” ，这才请来阉割者
，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选一个吉日 ，首先要“净身 ”者清理大小便，然后关在房内
，房间必须密不通风，使“净身
”者决不受凉而感冒 。在这三四天禁闭期间 ，绝对不能进食
，以免有排泄的污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 ，危及生命。正式阉割时
，“净身”者被除尽衣裤，蒙上眼睛 ，手脚被绑得严严实实
，有人还按头揿腰，防止他因痛极挣扎 ，流血过多而死
。动刀前阉割者还要问他是否自愿
，如果现在后悔了还来得及。只有获十分肯定地答复后，才能动刀 。据《浪迹丛谈》记载 ，阉割要用烈酒来麻醉，使“净身 ”者喝醉而不觉痛
，阴部还要涂满药油，这种药油也有麻醉作用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就用锋利的刀沿阴茎的根部环而切之
，深度需十分讲究，尤以阴茎下部及近睾丸处最难割 ，因为此处筋多
，极易致命。割后即取出阴茎的海绵体，全茎只剩下两根管子 ，一为输尿管
，一为输精管，输精管要盘曲起来塞入体内 ，输尿管要剪掉 。割掉阴茎后当即敷以止血药
，手术后四五天内不准饮食，半月不准见风
。手术后一个月左右结痂收口 ，阴部只有一个孔洞。1870年，有一个名叫史汀德的英国官员在北京实地采访
，把阉割的方法记得很详尽 。他说，做手术的地方是一间破旧的小屋 ，叫厂子
，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外，里面有几名刀子匠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钱
，但却是政府认可的专家
。他们的职业就是阉割，手术费每人六两纹银 ，负责到完全治好。可是“净身
”者大多是穷人
，有不少人无法事前付现银，所以要有担保人 ，手术费可以日后补交 。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幼破坏性功能
。如果父母决定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要做太监
，那么当孩子在襁褓中时，便由一个“特种”佣妇以一种特殊方法经常揉捏幼儿的小睾九 ，以破坏其性功能，使他的生殖器逐渐萎缩。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显出女性的特征，没有喉结 ，双乳突出
，臀部隆起，声音尖细 ，行动扭捏
，从而显出了太监的典型模样 。阉割下来的阴茎被称为“宝贝 ”。在中国，被阉割者对“宝贝”是十分重视的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可毁伤
”
。不得已而被阉割后，对“宝贝”也要妥善处理 ，一般有三种放置方法：一是盛以木匣
，挂在梁上，寓“高升 ”之意 ，这也是阉割所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二是送进家祠，因为身体是祖宗给的
，割下来以后，还是要奉献给祖宗 。三是被刀匠所收存 ，待被阉割者入宫后发迹了
，再以银子赎回去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太监死后
，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宝贝
”缝在胯间，一起埋葬 ，从而以“全尸”、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归天 ”
，否则，无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而且阎罗王还会罚自己来世为雌性骡马。但是
，太监临终时距被阉割已有几十年，由于各种原因有的“宝贝
”已经遗失 ，他们就要做一个陶或瓷的阴茎以陪葬 。“穿着灰色的袍子 、黑色的裤子，身体如女佣般前倾
，走路一小步一小步，声音比女人还细 ，肌肤艳丽
，并不时地把手放在股间，眼珠子向上看人 ，这就是中国的宦官
。

以上是英国人史汀德对中国宦官外形的描述。

太监们不仅在生理上畸形
，而且心理上也和常人有殊 。他们喜怒无常，猜疑心重 ，有自卑心理
，还有排外心理，太监和太监“抱团”
。他们对于直接或间接影射“欠缺 ”的事物很敏感 ，因此如和太监同座
，看到无尾巴或尾巴被切短的猫狗时，应转弯抹角地说“鹿尾的狗
”；如果看到缺少柄的茶壶时 ，应若无其事，不要声张；对“切”
、“斩 ”“割
”这些字眼要避开
，改成别的字眼。他们还有个大忌讳，即不让别人看到下身 ，否则
，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 。在北京有一条“尽忠胡同”，为太监下班的聚居之所 ，胡同中设有剃头店、裁缝店 、吸烟房（清朝的太监几乎都吸鸦片）和浴池
，这个浴池的顾客都是太监，连浴池中的伙计都是被阉割过的 ，这是因为太监决不愿让非同类之人看到他们的下身
。总的说来
，太监的阉割是被迫的，这是一种性压迫和性剥削。但是 ，太监中的极少数人受到帝王宠信以后
，进入了统治集团，角色地位改变了 ，就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了 。宦官本非正式官员，不得干预政事
，但是由于他们之中有些人比较接近皇帝
、皇后而得到宠信，最高统治者有时也和他们商量国家大事；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力斗争中 ，当皇帝或一些贵族感到自身力量单薄时
，往往也借助一些宦官的力量以克服危机。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 ，宦官常常形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不仅能左右帝王的生活，而且能决定国家的命运
。在宦官中 ，固然不乏忠义之士
，但许多是察言观色、献媚讨好 、野心勃勃
、耍弄阴谋、为非作歹，甚至酿成大乱的卑鄙小人。宦官走上政治舞台 ，在汉 、唐之际已经很明显了 。有一些著名的事例
，如西汉吕后时掌大权并成为宦官中第一个获得爵位的张释；在宣帝时掌握实权并形成了宦官集团的石显、弘恭等人；包围着安帝进行阴谋活动的李闺
、江京等等
。到了唐朝，有被唐玄宗十分宠信的高力士；有在肃宗、代宗时发动宫廷政变 、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宦官宰相的李辅国；还有杀害宪宗的王守澄和造成“甘露之变 ”的仇子良等。可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最大
、为祸最剧的莫过于明朝了 。明代宦官为虐的特点是，宦官众杂
。前代的宦官为祸只在宫廷之内
，而明代的宦官其爪牙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直接危害社会 ，茶毒黎民
，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作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是深知汉、唐时宦官专政的情况的 ，因而也就采取了抑制宦官的做法 。明初的宦官不到百人
，但后来就逐渐增加了
。朱元璋为了防止宦官和外界串通，禁止朝廷的地方官吏和宦官有公文书的往来 ，规定“内监不得识宇”
，甚至在内廷宫门里树了一个铁牌，上面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违者斩
”几个大字。但是
，明太祖死后才几年，他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 ，最后宦官刘瑾还是把那块铁牌拆除了 。明太祖死后才一年，政治上就发生了剧变
，他的弟弟燕王朱棣起兵推翻了明太祖之孙建文帝，自立为帝 ，并把京城从南京迁至北京
，是为永乐帝
。朱棣即位后，发现朝廷内部和国内都有不少反对他的力量 ，就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了一个叫“东厂”的秘密警察机构
，由宦官掌握，自此宦官的势力大张。永乐帝以后 ，朝廷内部互相倾轧
，政权极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 ，宦官的势力又进一步扩展
，成为炙手可热，甚至能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势力 。这个时期 ，宦官们的主要罪行，一是勒索贿赂
，搜刮民财。如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在他死后财产被没收 ，有金银六十余库
，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刘瑾受贿更多，地方官入觐 ，例索千金
，有的至四五千金，地方人吏则需送贿二万金。后来没收刘瑾的财产 ，仅黄金就有1200万两
，其他珠宝不计其数 。投皇帝所好，诱使皇帝溺于淫乐 ，以求宠信
，从而便于他们混水摸鱼，这是这些太监的又一罪行
。例如明武宗时有个宦官叫江彬 ，出身于北方万里长城的宣府，他常对武宗谈宣府有许多乐师和美女
，偷偷地带武宗至宣府，还在外抢掠民女 ，使宣宗沉湎于酒色
，不理朝政。诱使武宗堕落至极的一个宦官刘瑾，他和另外七个宦官联合起来为非作歹 ，荼害生灵
，而被世人称为“八虎 ” 。他向武宗推荐鹰犬 、女人
、摔角等玩乐，使皇帝不理朝政 ，皇帝对国家大事的批示都由他擅自作主
，行使管理天下的大权，但因为他是文盲 ，所以都将朝廷文件带回家中
，和他的妹婿及心腹们商量之后再写批答，最后再交给被贬低职位而成为他的秘书的大学士修饰他们的那些俚俗拙劣的文句
。三是残害忠良以进一步把持朝政。例如在明成化年间 ，有个太监叫汪直的，本是瑶人
，在战争中被俘被阉而到北京，做了内监 。他精灵乖巧 ，得到万贵妃和明宪宗朱见深的宠信
，于是利用这种宠信建立了另一个秘密警察机关“西厂
”，和“东厂”相互倾轧 ，争权夺利
。他用一种叫“弹琵琶 ”的酷刑来陷害朝臣
，一以排除异己，二以壮大自己的声威 ，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明史》记此刑时说：“琶者
，锦衣酷刑也 。骨节皆才解，绝而复生
。
”他为了谎报军功 ，还不断地挑起外患
，使边防军务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更严重的是明熹宗朱由校执政时的魏忠贤 。他年轻时本是个无赖，因为赌徒所逼 ，而自宫，万历年间中选入宫。入宫后和当时为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私通
，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对食”关系，即做没有性交关系的夫妻 ，借以自慰
。客氏是朱由校对之很有感情的人
，朱由校即帝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封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缘故 ，魏忠贤也一步步地得到宠信
，熹宗即位不久，就叫他做司礼秉笔太监 ，不久又叫他掌管“东厂 ”
，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了 。魏忠贤得势后，经常矫改中旨 ，倾害公卿
，并和反对他的东林党发生党争
。当时，不容于东林的一些佞臣贼子都相继依附魏忠贤 ，成为魏的“义儿
”，其党羽有“五虎”、“五彪 ” 、“十狗
”等
，结党以打击东林，以后诬杀杨涟
、左光斗等一批较为正直的大臣 ，对敢于向魏党提不同意见的人施以酷刑
，使朝廷中善类为之一空。他和客氏在后宫杀熹宗的选侍赵氏，幽禁裕妃张氏于别宫又进而杀之 ，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同时他还发动“东厂”的特务对民间加强控制
，只要听到有人议论朝政和魏党，就加以杀戮 ，一时弄得特务横行
，人人自危
。魏忠贤后来又进爵为上公，气凌君主 ，媚之者称他为“九千岁 ”
，还有人称他为“九千九百九十九岁”，和“万岁
”只差一岁；还到处为他立生祠 ，可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连族中襁褓之中的幼儿也被封官位、爵位。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的倒行逆施使本来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更加摇摇欲坠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天启乱政 ” 。以后 ，到了无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
，熹宗驾崩，崇祯帝朱由检即位 ，十一月就宣布魏忠贤罪状
，迫使他自缢身死，后被戮尸 ，十二月
，客氏被押入浣衣局，被活活打死；以后又追究魏党 ，分六等定罪
。此祸虽除
，但明王朝已元气丧尽，病入膏盲 ，不久就灭亡了。关于宦官，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宦寺宣淫
” 。

据史书记载
，太监娶妻的不少
。

如唐玄宗时的太监高力士，惊于刀笔吏吕言晤之女吕国妹的美慧 ，就娶她为妻。唐代宗时权倾一时的太监李辅国娶元擢之女为妻
，元擢为此当了梁州刺史 。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儿子王衍在在继承皇位以后，曾经和一个名叫王承休的太监之妻私通 ，这个太监竟因此而当上了天雄节度使。所以
，《后汉书·刘瑜传》说：“常侍黄门亦广娶妻”
。宦官在宫廷中的淫乱，也是史不绝书。最早的《诗经·小雅·巷伯》 ，有“萋斐贝锦 ”之叹 。《毛传》乃云：“是必有因也
，自谓避嫌之不审也
”，乃举颜权之 、鲁男子为例
。《郑氏笺注》则云：“此寺人被潜在宫中不谨”。这就是说宦者在宫中和宫女有不端的性行为 。再如 ，汉朝的李延年一方面做汉武帝的男宠
，另一方面又和宫女淫乱，民《史记·佞幸列传》所云：“李延年坐法腐……与之卧起 ，其贵幸埒如韩嫣也
。久之，寝于中人乱。太监怎么还有性能力
，这是令今人费解的 。从总的方面来分析，有些宦官还有性欲 ，还有一定的性交能力
，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因为阉割得不彻底，或阉割后有“再长 ”的现象。有的宦官在显贵后千方百计地使“阳具复起
” ，此法究竟如何
，令人已不了解了 。另外，有的宦官虽然没有性交能力了 ，但是本能的性欲求心理仍然存在
，即所谓“跛者不忘其行，哑者不忘其言 ，聋者偏欲听声
，盲者偏欲窥光”
。同理，阉人还可能偏思情欲 ，从而宣淫，他们即使完全丧失了性交能力
，也可能用手交
、口交、工具交等方法来玩弄妇女，甚至对女子进行性摧残以发泄性欲。后汉的宦者栾巴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阳具复起 ”者 。清代乾隆时有人向皇帝报告说：宦官虽已被阉割 ，但在很多情况下
，被割掉的阴茎仍会长到需要再一次阉割的长度，并说明朝曾发生过太监和妃嫔间的丑闻 ，建议立即检查宫中所有的太监
，对又长出部分阴茎的太监再度“斩草除根
”。乾隆准其所奏，结果很多太监又被迫进行另一次非人道的手术 ，有些人因而丧生
。对宦官来说
，残余的性能力加上变态的性心理，再与权势相结合 ，就会做出许多令人发指的坏事来。如《野获编》“宦寺宣淫”条云：允常为浙之宁海人
，举进士，为河南按察全事 ，微行民间，闻哭声甚悲
，廉知其女为阉宦逼奸而死，因闻之朝 ，捕宦抵罪 。此洪武末年事
。

景泰初元
，大同右参将许贵奏：“镇守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 ，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
，射死养子 。 ”事下按御史验闻
。

元顺元年，工部左侍郎霍又奏：“力转每宴辄命妓 ，复强娶所部女子为妾。

上怒
，始遣人执之 。

以上都是明朝发生的事情
。太监不仅逼奸民女，而且夺妻杀夫 ，这除了说明他们专横跋扈 、无法无天外
，也可以说明他们的淫欲炽盛，也可能还有一定的性能力。《野获编》“宦寺宣淫”条又记载了有些完全丧失了性能力的太监也要玩弄妇女 ，并带有性虐待、性摧残的性质，例如：近日都下有一阉竖比顽
，以假阳具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胀死 。法官坐以抵偿 ，人间怪事
，何所不有？

“小唱
”即雏妓，那个太监竟用一个假阳具强行塞进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肛门（即“谷道”） ，把她活活地摧残死了
，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在古代并不是个别的
。惨绝人寰的事不止于此。有些得势的太监享尽人间富贵，却因不能御女而憾恨 ，所以就千方百计地企求恢复性能力
，为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明万历年间，有个叫高策的宦官去福建征税 ，鱼肉百姓。他为了恢复性能力
，竟听信了江湖术士所谓“童男的脑髓有效 ”的妄说，杀害了无数小孩 ，并食其脑髓，以致“四方失儿无算
”①
。据载
，那个魏忠贤也曾杀过七个囚犯，吃了他们的脑髓 ，这真是太可怕了！到了清朝
，一切都因袭明制，然而对于宦官却一反明朝之所为 ，管束很严
，例如宦官干预朝政者斩，宦官出京者斩。但是 ，宦官的活跃程度总是和一个朝代的腐朽以及社会的混乱程度成正比的
，到了清末，太监又开始兴风作浪了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 ，太监安德海恃宠而骄
，做了许多坏事，横行勒索 ，无恶不作
。有一次，他到了山东
，搜刮百姓，被山东巡抚丁宝帧以“祖宗向有内监不许出京之戒” ，此必冒充太监
，把他抓来就地正法，慈禧来不及救 ，而且无话可说。据野史记载
，在验尸时竟发现安德海赫①《野获编》“食人条 ” 。然有阳具在，丁宝帧即以其他太监之尸作了替换 ，以遮慈禧之丑
，所以慈禧后来不但不怪罪于丁，反而升了他的官
。以后 ，慈禧又宠信太监李莲英
，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勾结袁世凯 ，破坏“戊戌变法
”，为虎作伥
，推波助澜，产生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据说他是阉割未净之身 ，有人还向他进奉海肾等壮阳药物 。他在宫外有妻妾
，而且有子女，不过表面上说都是领养来的
。后来 ，太监小德张又受慈禧的宠信
，并成为隆裕皇后的心腹。他权势显赫，有不少大臣竟和他拜把子 。隆裕死后 ，他就告老离宫
，最初住在北京永康胡同自己修的一所穷奢极侈的大宅里，过着大富豪的生活 ，后来又搬到天津的英租界去住
，娶了好几个老婆
。有一次，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不了他的摧残 ，跑到大津英租界的巡捕房去哭求救命，诉说在小德张家常受答杖和折磨
，小德张贿赂了巡捕房，把这女子要了回去 ，重入虎口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所幸
，历史上的这一页已经永远地翻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