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的病毒起源仍存在科学争议和不确定性。
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可以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某个特定地方或实验室,也没有官方声明或确认 。
根据已有的研究 ,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野生动物,并通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病毒在人际间传播,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疫情暴发。
为了应对疫情 ,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包括隔离、社交距离、口罩佩戴 、疫苗接种等 。这些措施有效地减缓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并帮助人们逐渐恢复日常生活。
然而 ,病毒仍在不断变异和传播,因此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途径,仍然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
总之 ,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来应对 。中国政府和各地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南市场是一家海鲜市场 ,其中有一名郑姓老板在此经营进口冷冻龙虾生意。调取物流信息发现,郑老板在2019年11月购买了一批美国冰鲜龙虾,这批龙虾来自美国缅因州 ,当时通过空运的方式发往武汉 。郑老板在接收这批冰鲜龙虾后,将其中一部分分销给了华南市场的另外3家商户,而这3家商户的员工随后便第一批确诊了新冠肺炎。这批龙虾就是武汉第一轮新冠肺炎的最可疑传染源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有关该病毒的起源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争议话题。因为该病症的首发地在我国武汉,所以西方国家便把矛头指向了我国,甚至将该病毒的源头定位为武汉p4国家病毒研究所。

我国社会大众认为此次病毒的源头来自于美国 ,及理由是:早前美国出现了一次造成大量死亡病例的“流感 ”,怀疑这次“流感”实际就是新冠病毒肺炎,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而在去年10月举行的湖北世界军运会上 ,有5位美国运动员染病,怀疑美国有可能是故意定点投毒,或是无意携带病毒,导致该疾病在武汉大流行。
我国社会大众的这一认知心理 ,对国内社会来说确实起了很好的正能量作用,导致前期疫情通报信息不畅而积聚的民愤迅速转移,把对武汉高层或是更高层的愤怒情绪 ,立刻转移到美国头上,让全国老百姓“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对社会的稳定安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笔者认为,此次疫情的全球大爆发,靠猜测和臆度谁是发生的源头都是不科学的 ,既没有理由将起源强加给中国,也没有理由将这笔账算到美国头上 。至于为什么不能由中国或是武汉承担责任,已经有过大量的分析 ,这里不再赘述。为什么不能算到美国头上,本人谈几点肤浅的看法。
一 、从传播的人群来看,不会局限于武汉 。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体,它必须依附于动物的体细胞才能生存繁殖 ,若离开这些依附体,会在短期里死亡灭绝。实验室保存的病毒都需要特殊的仪器设备,作为美国的军人运动员不可能通过某种载体将病毒带到中国 ,这在入境时就有严格的检查,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说他们身体携带病毒,那也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若身体带毒 ,那么与他们同机的服务员,军运会上的800多名运动员,运动场上的工作人员 ,他们居住的旅社,甚至包括10万名观众都有可能是近距离接触着。那么军运会散后,病毒就有可能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 ,不可能局限于武汉。
二、从传播的时间点来看,应该更早爆发 。武汉军运会于去年10月27日结束,按病毒潜伏期最长14天计算,最迟应该在11月10日出现病例 ,在11月中、下旬就大面积爆发了。但我国武汉出现首例病例为12月8日,相隔时间40多天,病例的潜伏期不可能这么久。
再者 ,若美国军人携带病毒,那么他们自身就应该配有解药,否则他们作为第一代传播者就必死无疑。假设他们真正具备这种解药 ,那么该病毒绝不能再次在美国大流行,从现在美国的疫情大流行情况看,那种可能几乎没有 。
三 、美国的价值观不允许人为播毒。美国是个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压与他们有政治、经济、军事竞争力的国际对手,以达到长期称霸世界的目的 ,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不管是军事手段打击阿富汗、伊拉克 、利比亚,还是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最高指挥官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但他们的做法也是有原则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和清除政治人物时 ,尽量避免伤及平民百姓。至于战争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那又另当别论。西方国家对于希特勒式的大量屠杀平民的反人类罪行,自上而下都是切齿痛恨的,这也是他们的价值观所在 。对于这一点 ,我们要有客观上的认同,不能因为带有政治偏见而妄加指责他们。
建立在这种价值观之上的美国,上至总统、政党负责人 ,下至普通的军人、百姓都不可能做出大量投毒,伤及无辜的灭绝人性的举动来。
四 、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允许这种卑劣的行径存在 。美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美国的政治制度 ,简言之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执政 ”。这个“三权”就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美国的立法权在国会,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400多个席位 ,将名额按照人口的多少分配各州,由各州的老百姓普选产生。参议院共100个席位,每州两个席位平均分配,也由老百姓普选产生 ,美国国会的职权是制定法律、通过法案 、监督总统依法行政等。美国的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还是美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权力很大 。美国总统由全民普选产生的选举人团投票产生,实际是全民普选产生。总统每届任期四年,累计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可以罢免总统 。
美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是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的干涉。
美国的多党执政实际上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竞选的总统和议员执政治理国家两党相互监督制约,以保证依法行政。
上面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作为美国的行政长官和行政机构 ,不可能下令投毒,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冒着这个风险去做这个事,这等于为自己将来的身败名裂或是坐穿牢底埋单 。他们是聪明人 ,决不做这种蠢事。他们不可能像独裁国家的领导人那样,终身身居大位,最多八年任期做满,就是一介平民。
五、美国的舆论监督制约着政治人物的行动 。美国全国所有的新闻机构 ,包括电视台 、报社、网络都是民间的、独立的。就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也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好,都是民间的企业 ,只有一个面向全世界广播的《美国之音》才由国会拨款,可以算上国家的,但美国之音不准对国内广播。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 ,美国政府和政党不准办新闻媒体,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政府 、政党能充分地接受独立新闻媒体的监督,避免政府和政党刻意宣传自己 。这些独立的新闻机构可以与美国总统唱对台戏 ,不会受到打压,只要遵守美国法律,不违背客观真实性原则 ,谁的负面新闻都可以发。在这种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之下,哪一位政治人物若干出“投毒”这种灭绝人性的勾张来,其后果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美国故意投毒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这并不是为美国洗白,而是没有客观可能。新冠病毒的源头在哪里,有待于科学家的积极努力 。
新冠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是如何开始的?从最初报告的病例看 ,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一度被认为是疫情发源地。
然而,在英国《柳叶刀》杂志1月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
病例 ,发现其中只有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回溯研究认为首名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
间的流行病学联系 ,而其家人也没出现过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美国《科学》杂志
网站相关报道中,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推测说,新冠病毒进入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三种场景:可能由一名感染者、一只动物或一群动物带到该市场。多位专家及多项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被称为“病毒猎手 ”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表示 ,新冠病毒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可能不那么直接,也许该市场发生的是“二次传播”,而病毒在早些时候已开始扩散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期以预印本形式发布论文说,他们分析了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 ,发现其中包含58种单倍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本单倍型都是H1或其衍生类型,而H3、H13和H38等更“古老”的单倍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 ,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观点。要还原新冠病毒传播链,科学家还缺少一些“拼图 ”,其中最关键一块是常被称为“零号病人”的首个感染者。“零号病人”是众多疑问交汇处 ,对寻找中间宿主以及解答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等疑问至关重要 。一个著名例子是百年前据估计造成全球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尽管此次疫情因西班牙最先报道而得名,但后来一些回溯性研究发现 ,首个感染者可能是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军营的一名士兵。美国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表示,考虑到病毒潜伏期等因素,首个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在2019年11月或更早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从新冠病毒全球传播来看 ,尽管大多数新冠肺炎病例可以追踪到传染源,但美国等国家已报告了不少无法溯源的病例 。在疫情日趋严重的意大利,其国内“零号病人 ”至今尚未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