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生育率 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排名

一、上海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吗

上海不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首尔的生育率比上海更低 。

上海与韩国生育率对比：根据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
，2023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0.6
。而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0.72 ，虽然上海生育率低于韩国全国水平
，但上海是城市，韩国是国家 ，二者不能直接比较。

上海与首尔生育率对比：若从城市层面比较，2023年韩国首尔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55
，低于上海的0.6 。因此，首尔才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

出生率与生育率的区别：

出生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总人口×1000‰。由于出生率计算公式的分母是总人口
，而在总人口中，男性以及不在育龄期的女性都不能生育 ，所以只看出生率并不能判断生育水平的高低 。例如
，2023年上海常住人口出生率为3.95‰，首尔出生率为4.2‰ ，上海出生率低于首尔。

生育率：分为一般生育率 、分年龄生育率
、分孩次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几种
，其中，最常用的生育率指标是总和生育率（通常也简称为“生育率 ”） ，是15-49岁女性分年龄生育率的相加之和
。由于生育率与育龄女性直接相关
，因此能更准确地反映生育水平。例如，2023年上海总和生育率为0.6 ，首尔为0.55，上海生育率高于首尔 。

其他地区对比：

若比较出生率
，2023年全罗北道的出生率为3.8‰，低于上海的3.95‰；但全罗北道的总和生育率为0.78 ，高于上海的0.6
。全罗北道面积约为8000平方公里
，基本上相当于中国一个普通地级市的面积，与中国城市相比较并无问题。

若将釜山（韩国第二大城市）与上海相比较 ，2023年釜山的出生率为3.9‰
，稍低于上海；但釜山的总和生育率为0.66，稍高于上海 。

综上 ，上海虽生育率极低
，但并非全球最低，首尔才是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同时 ，上海也不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城市
。

二 、韩国的生育率低到什么程度了

韩国生育率处于全球极低水平
，2024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75，在联合国统计的23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三。

这一数据意味着平均每名女性终身生育子女数不足1人 。若持续此趋势 ，到2100年韩国人口可能减少一半，甚至被预测为“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
”
。2024年出生人数仅23.8万
，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总人口连续第五年自然减少。

从地区情况看 ，首尔等大城市问题尤为突出
，2024年首尔总和生育率仅0.58，20- 39岁育龄女性占比仅11.3% ，部分地区被列为“人口消失危险地区” 。

虽然2024年7月至2025年4月新生儿数量连续10个月同比增长
，2025年4月增幅达8.7%，创34年新高 ，但整体生育率依然不容乐观
。

低生育率背后有诸多根源
，高房价方面，在首尔购房需工作十余年攒首付；教育上存在严重内卷 ，育儿成本占家庭支出42%
，94%家长认为课外班负担沉重；职场压力大，女性生育后就业率骤降 ，男性育儿假使用率仅14.3%；还有性别对立等社会问题。

尽管政府投入巨额补贴，2025年生育预算达19.7兆韩元
，但效果有限，年轻人“三抛世代 ”观念普遍 ，生育率回升仍面临结构性挑战 。

三
、韩国重奖结婚生育,出生人口有望继续回升

韩国通过重奖结婚生育政策
，出生人口有望继续回升，2024年以来多项数据已呈现积极变化 ，且政策支撑因素和人口结构特点均支持这一趋势延续。以下从数据表现、政策驱动 、人口结构特点三方面展开分析：

数据表现：2024年以来出生人口与结婚对数双增长年度数据对比：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从2023年的23.0万人升至23.8万人
，结婚对数从19.4万对升至22.2万对，出生率、生育率
、结婚率均同步上升
。

月度数据验证：2025年1月和2月 ，韩国出生人口分别同比增长11.6%和3.2%
，结婚登记分别同比增长0.7%和14.3%，单月出生人口已连续9个月增长 ，2025年第一季度生育率也高于去年同期。趋势关联性：根据OECD数据
，韩国非婚生育子女占比仅2.5%，婚内生育是主流 。因此 ，结婚对数的增加（如2024年结婚对数增长14.4%）直接转化为生育潜力，为2025年出生人口回升提供基础
。政策驱动：多维度补贴与激励措施生育补贴升级：2024年1月
，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1岁以下婴儿父母每月可获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1至2岁幼儿父母每月50万韩元。这一政策直接降低了家庭育儿成本 ，刺激生育意愿 。结婚奖励加码：地方政府推出“结婚-生育全流程补贴
”：釜山市沙下区：在政府相亲活动中成功结婚的情侣最高可获2000万韩元（约合10.5万元人民币）奖励金
，叠加恋爱到蜜月的全流程补贴（累计1150万韩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 ，每对新人最高支持达16.5万元人民币
。

首尔市：2025年2月计划向登记结婚的新人每对发放100万韩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全国性政策支持：2024年6月
，时任总统尹锡悦宣布全国进入“人口紧急状态”，推出延长休假、纳税减免 、住房保障等综合措施 ，并提出“到2030年将生育率提升至1.0 ”的目标
，形成政策合力 。人口结构特点：婚育主力人群进入窗口期生育高峰人口进入婚育期：1991—1995年韩国经历生育高峰，年均出生人口约70万
。到2024年 ，这批人口（约30岁）陆续进入结婚和生育年龄
，形成阶段性人口红利。生肖偏好效应：2024年是龙年，受中华文化影响 ，韩国家庭普遍认为龙年生育能带来好运，推动部分夫妇集中生育“龙宝宝”
，进一步推高出生人口 。晚婚晚育趋势的潜在改善：尽管2023年韩国女性初育平均年龄达32.96岁（首尔34.03岁），但政策通过经济激励可能促使部分人群提前婚育
。例如 ，2024年25-29岁女性生育率（21.4‰）虽低于30-34岁组（66.7‰）
，但政策对年轻群体的补贴倾斜（如恋爱到蜜月补贴）可能激发其婚育意愿，优化生育年龄结构。未来展望：政策持续性与结构性挑战并存短期回升趋势明确：2024年结婚对数增长14.4% ，叠加生育补贴和龙年效应
，2025年出生人口有望继续回升 。长期仍需突破结构性矛盾：韩国生育率过低的核心问题（如女性职场压力
、育儿成本高、性别平等不足等）尚未完全解决，政策需长期投入并配套社会改革（如扩大托育服务 、平衡家庭与职业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回升。

注：2023年韩国40-44岁女性生育率（7.9‰）高于20-24岁组（3.8‰） ，反映晚育现象突出
，政策需重点引导年轻群体婚育
。

四
、韩国为什么不生孩子

韩国极低生育率（2025年预计0.75）的核心原因是系统性社会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叠加，导致年轻人主动放弃婚育 ，具体可归结为经济负担、社会文化困境 、政策效能不足三大层面。

一
、经济压力：高成本与低保障的双重挤压

1.住房与教育成本失控

相关资料指出
，首尔房价中位数已达家庭年收入的15倍以上，年轻人即便双职工也难以负担独立住房 。教育内卷化进一步加剧压力 ，课外补习费用占家庭支出的30%，“教育军备竞赛
”从幼儿园延续至大学
，迫使家长将生育视为“高风险投资”
。

2.就业市场不稳定与阶层固化

财阀垄断导致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于20%，非正式雇佣占比超40% ，缺乏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使年轻人推迟甚至放弃组建家庭。数据显示
，韩国15-34岁人群中，72%认为“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撑婚育 ” 。

二、社会文化困境：传统与现代的撕裂

1.职场与家庭的冲突

韩国是经合组织（OECD）中工作时长最长的国家 ，女性面临“育儿即失业
”的隐性歧视
，育儿假实际利用率不足15%
。企业普遍排斥育龄女性，已婚女性就业率仅为54% ，远低于男性的78%。

2.婚育观念的代际转变

年轻人对“传宗接代”的传统价值观认同度从1990年的85%降至2025年的28%
，更多人将个人价值实现置于家庭责任之上 。调查显示，63%的单身年轻人明确表示“不婚不育是主动选择而非无奈 ”
。

3.性别平等滞后与家庭分工固化

尽管法律倡导性别平等 ，但实际家务劳动中女性承担比例仍达75%
，育儿责任分配不均导致女性对婚姻生育的抵触情绪加剧。性别矛盾甚至延伸至公共讨论，“反婚育
”成为部分年轻人的文化符号 。

三 、政策效能不足：补贴难破结构性瓶颈

1.财政投入与实际需求脱节

2025年韩国生育补贴预算达19.7万亿韩元（约合1000亿元人民币） ，单个新生儿累计补贴最高达1亿韩元，但政策未能触及核心痛点
。例如
，育儿补贴仅覆盖至6岁，而教育成本高峰集中在小学后；住房政策对高房价的缓解作用微乎其微。

2.制度性改革缺位

政府虽推出带薪育儿假
、幼儿园扩建等措施 ，但企业对育儿员工的隐性歧视、教育评价体系未根本改革 、财阀经济结构固化等问题未解决 。学者批评称
，“补贴如同止痛药，无法治愈社会机体的慢性病”。

四、人口危机的恶性循环

低生育率已形成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幼儿园空置率超40% ，部分改为养老院；学区房价格下跌导致房产市场动荡；劳动力短缺迫使企业引入外籍劳工
，但文化排斥又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专家警告，若生育率持续低于0.8 ，2100年韩国人口可能从5200万锐减至2000万以下
，面临“自然消亡 ”风险。